当西班牙殖民者骑着马，出现在阿兹特克帝国首都时，生平第一次看见马的印第安人几乎都惊呆了，他们甚至以为，这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来自仙界的怪物。

尽管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，但对于美洲大陆内部的印第安人来说，他们对于遥远的文明早已高度发达的旧世界仍然一无所知。因此，当1519年，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率领着600多人的小分队和16匹马深入阿兹特克帝国时，阿兹特克人都以为，这是祖先传说中的会定期返回人间的羽蛇神回来了。

那时，自从白令海峡的陆桥被海水淹没后，东西半球、新旧两个世界的物种早已停止交流几万年了，尽管马最早发源自美洲，但在美洲大陆早已灭绝。

当来自大洋彼岸的旧世界的殖民者骑着高头大马闯入美洲时，印第安人都以为，这是神的回归，在最初的传说中，印第安人甚至将马称为“天空狗”和“圣狗”。

▲印第安人铜像。图源：摄图网

就这样，被视为神的600多名西班牙殖民者，大摇大摆地走入了毫无防备的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。当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苏马二世准备欢迎这些来自“神界”的“奇人异兽”时，西班牙殖民者在出其不意中俘虏了蒙特苏马二世。

此后几年间，300多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在人数不足千人的西班牙人多次冲击下，最终崩溃灭亡，这其中，马的冲击至关重要。

在新世界的殖民者到来之前，印第安人驯服的可用于驮运的动物仅有狗和骆马，而来自旧世界的马，这种行动如风的动物，即将为美洲带来一场动力革命。

就在科尔特斯闯入阿兹特克帝国13年后，1532年，由另外一位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率领的仅有168人的小分队，闯入了领土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、人口高达600多万的印加帝国。

骑着马的皮萨罗小分队，同样在出其不意下突袭俘虏了拥有4万多大军拱卫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华尔帕本，而第一次见到高头大马、枪炮和铁剑的4万多印加大军，竟然在皮萨罗小分队168人的攻击下全线崩溃。

此后，在挟持印加皇帝勒索了满满一屋子的金银财宝后，皮萨罗等人杀死印加皇帝阿塔华尔帕本，并在次年（1533年）率领军队征服了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，灭亡了印加帝国。

继马之后，来自旧世界的驴、牛、猪等动物也相继登陆美洲，并在美洲很快掀起了一场动力革命和食物革命，几万年的平衡迅速被打破，来自新旧世界的碰撞，即将剧烈展开。

▲西班牙殖民者冲击印第安人。

但相比马的冲击，对印第安人最为致命的武器， 是来自旧世界的天花病毒。

在1519年第一次突袭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、害死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苏马二世后，科尔特斯的小分队带着金银财宝，在印第安人的攻击下被迫撤出了特诺奇蒂特兰，第二年（1520年），这些西班牙殖民者卷土重来，意外发现特诺奇蒂特兰内部竟然陷入了大混乱。

当时，这些西班牙人留下的天花病毒正在特诺奇蒂特兰城内到处蔓延，以致西班牙人很快就攻下了这座阿兹特克帝国首都，西班牙人记载说，当特诺奇蒂特兰城破时，“满街、满场、满屋、满庭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以致无法通行，甚至连科尔特斯本人也因扑面而来的腥臭而作呕。”

当时，特诺奇蒂特兰城内因为天花的蔓延，30万人死亡锐减至15万人，科尔特斯本人回忆说，他进城时，“除非你把靴子踩在一个红人（印第安人）的尸体上，否则你无法走路。”

▲对旧世界病毒毫无防疫力的印第安人。

尽管西班牙的征服迅速而血腥，但是史学界在回顾这场从16世纪开始的美洲大征服时仍然震惊的发现，更多的印第安人并非倒在旧世界殖民者的枪炮和铁剑之下，而是倒在了天花等来自旧世界的病毒之下。

第一次遭遇天花病毒，集体缺乏免疫力的印第安人无法理解的是，为什么殖民者对天花病毒不以为然，而他们的族群却在奇异病毒的袭击下成批成批地死去，根据记载，阿兹特克帝国子民在天花病毒的迅速蔓延下大面积死去，从16世纪到17世纪，现墨西哥境内的印第安人从20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200万人，族群损失超过90%。

对此，早期抵达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记录道，在天花病毒传入后，很多此前印第安人人满为患的“几千平方公里”之地，如今“空无一人”。对于印第安人几乎是以族群为单位的集体毁灭，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摩托里尼记载说：

“（幸存的人）把住屋拉倒，盖住尸体，好掩住尸腐臭气……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家，死了就成为他们的坟墓。”而在天花病毒袭击下侥幸存活的人们，则为了躲避瘟疫抛弃剩下的亲属和部落成员，使得许多幸存的印第安人又因为缺乏照顾致死。

对此，一位16世纪的印第安人在哭诉中讲道：

“亡者发出的气息如此恶臭。我们的父亲、我们的祖父都倒下了，然后半数人都逃往田野。恶狗、秃鹰啃噬尸体。亡者之多骇人。你的祖父死了，国王的儿子死了，他的兄弟、族人也都死了，因此我们都变成孤儿。哦，我的儿啊！我们都还年轻幼小之时，便都成为孤儿。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孤儿。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要死去。”

在本土人口以90%-95%的比例毁灭性消亡后，大部分幸存的印第安人开始抛弃原有的信仰，转而开始接受殖民者的宗教和文化，因为他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天花对殖民者大部分毫无影响，而他们的族人却是毁灭性的成批死亡，而殖民者骑的高头大马，他们挥舞的铁剑和枪炮，都是他们以往从未接受和见识过的，在幸存的印第安人看来，肯定只有神，才能拥有这些护身的盾牌。

于是，原有族群遭受毁灭性冲击的幸存印第安人，开始接受基督教和欧洲文化，在幸存者看来，他们是被神遗弃的子民，所以，他们必须寻求新的神明的庇佑。

▲油画：皮萨罗俘虏印加皇帝。

就在天花病毒席卷美洲大陆之时，来自美洲大陆的梅毒，则开始反向输入旧世界。

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，于1493年率领船员回到了西班牙，此后，梅毒开始在欧洲大陆出现。

1494年，对意大利心存觊觎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5万名士兵翻越阿尔卑斯山，进入意大利境内一路烧杀掳掠，在意大利人的抗击下，查理八世只好率领军队撤回法国，并在沿途又反向奸淫烧杀，查理八世的军队在次年（1495年）回到法国后，军队士兵很快发现自己得上了一种怪病，起初，他们觉得全身瘙痒，痒处微微发红，然后，他们开始感到剧痛，患处慢慢硬结变成下疳、脓疱、皮疹，最后，患处表面开始糜烂发臭，许多患者最终成了残疾，甚至开始变瞎和耳聋，严重者甚至会死亡。

这种恐怖的疾病开始在法国军队中蔓延开来，并传染给了更多的人，到了1495年，这种疾病已经开始传入今天的德国地区，对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克西米利安曾经发出敕令，称呼这种恐怖疾病为“邪恶痘疮”，并认为患病者是因为亵渎了上帝，到了1496年，这种疾病开始传入荷兰和英格兰、希腊，到了1499年，病毒已经传至匈牙利和俄国。

于是，就在欧洲人将天花病毒传入美洲，导致印第安人毁灭性消亡时，从伦敦到莫斯科，大量的欧洲人则因为从美洲传来的梅毒“为这个新来的法国痘疮所苦，悲惨、待援，臭不可闻，简直在地面腐烂……（忍受着）不可忍受的烂疮与灼痛折磨，手臂、肩膀、颈脖、腿颈，全都剧痛不堪，因为骨头与肉都分离了。”

作为从美洲归来的西班牙人的邻居，葡萄牙人则通过大航海将梅毒传播到了亚洲大陆，于是，就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仅仅六年后，1498年，梅毒就经由葡萄牙人传播到了印度，到了1505年，中国广州也出现了关于梅毒的早期记载，此后，梅毒又传至日本。

经由大航海路线，来自美洲的梅毒像天花病毒一样，迅速攻陷了旧世界的欧亚大陆和非洲，并引发了此后长达数百年的恐慌。

▲德国画家丢勒1496年的画作《梅毒病人》局部。

作为原本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，美洲大陆与原旧世界（欧亚大陆、非洲）的打通交流，直接促成了史学界此后热议的哥伦布大交换。

在这轮哥伦布大交换中，分别产生了病毒、动物与植物等的生物大交换，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，此后，旧世界的天花病毒，马、牛、猪、驴等动物纷纷登陆美洲，给美洲带来了剧烈冲击；与之相对，来自美洲大陆的梅毒等病毒，以及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、木薯、辣椒、西红柿、烟草等植物则输入旧世界，并对旧世界同样产生了剧烈冲击，引发了一系列食物革命和人口爆炸。

以番薯为例，番薯从美洲传到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后，明朝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福建人陈振龙将番薯偷携带入福建，此后，番薯种植在福建境内逐渐传播开来，与此同时期，明朝万历年间（1572年－1620年），广东东莞人陈益、广东吴川人林怀兰，也分别从安南（今越南）引种番薯，进入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。

与番薯一样，玉米也大概于晚明时期的16世纪，分别从中亚，印度、缅甸，以及南海海路等路线，传入中国的黄河流域、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。尽管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等后世的革命性作物大概在发现新大陆后几十年，就陆续开始传入中国，但随着明朝在1644年的灭亡，明末清初持续达数十年的大乱世，却使得这些革命性农作物的传播变得异常缓慢。

满清基本平定天下后，开始大规模移民开发四川等地，于是，最初传入东南沿海地区的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等农作物跟随着湖广填四川等移民的脚步，向西传入四川、陕西，乃至川鄂陕等边境山区，相对当时亩产仅有两三百斤的人口主粮小麦和水稻来说，亩产可达4000多斤，低的也有2000多斤的番薯等农作物，对中国的人口增长，带来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。

▲小小的番薯，却将剧烈地改写中国史。图源：摄图网

另外，借助地理大发现和生物大交换的传输，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木薯、花生、向日葵、辣椒、番瓜、西红柿、菜豆、菠萝、番荔枝、番石榴、油梨、腰果、可可、西洋参、番木瓜、烟草等近30个物种也先后传入中国，并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超级农业革命。

在中国此前的历史中，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盛世时，官方控制人口曾经达到5000多万的高峰，到了宋代，中国实际人口增长至8000万左右。人口学家预测，到了晚明时期，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已经接近1亿，就在传统的食物供应已经难以满足人口增长后，来自美洲的生物大交换中的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等超级农作物的传入，使得中国具备了人口大爆炸的食物基础。

清朝建立后，康熙皇帝先是宣布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”；随后雍正皇帝实行“摊丁入亩”，正式取消人头税，这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口出现了狂飙突进的人口大爆炸，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，当时中国人口约为1.5亿人，而到了康熙的孙子、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时期的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年），清朝人口已经飙涨到了3.13亿人。

为了支持帝国人口的扩张，清朝时期，像川鄂陕交界等原本不利于农耕的山区地带，也开始广泛种植马铃薯、玉米和番薯等农作物，当时，高寒地区可以种植马铃薯，山区中部可以种植玉米，山腰地带则可以种植番薯，这些农作物产量几乎是传统的小麦和水稻的5-10倍之多，并且耐寒耐旱，此后，这些美洲农作物又跟随着移民的脚步挺进新疆、东北等地，并对中国开发边疆、巩固国防起到了巨大作用。

到了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在全球生物大交换和美洲农作物的支持下，清朝人口增长至4.3亿，从而为中国今天增长成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▲直到今日，番薯仍是重要的粮食。图源：摄图网

对于美洲世界与旧世界的这一轮生物大交换，史学界也称为“哥伦布大交换”，但实际上，“哥伦布大交换”只是人类史上生物大交换的其中一个重要阶段，史学家表示，在人类文明史上，在“哥伦布大交换”前，人类曾经有过三个生物大交换时期：

在汉帝国-罗马帝国时期，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，当时天花、麻疹等病毒从中亚等地区传入了今天的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地中海地区，高粱则从东非传入了印度和中国，葡萄、骆驼和驴则从西南亚和北非传入中国。

生物大交换的第二个高潮是在唐帝国时期（618-907年），第三个高潮则是在蒙古帝国时期，尽管越到后来，旧世界（欧亚大陆、非洲）的生物交换内容越来越少，但在蒙古帝国时期，胡萝卜也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，而黑死病则跟随着蒙古骑兵的马步，从中亚草原蔓延到了整个欧洲，使得欧洲人口锐减1/3。

而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的地理大发现时代，更是直接促成了影响现代世界最为猛烈的“哥伦布大交换”。

在天花等旧世界疾病的摧毁下，美洲地区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人口锐减达90%以上，这也对幸存印第安人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，在旧有的社会、政治、文化体系被摧毁后，旧有信仰破灭的印第安人最终集体倒向了基督教世界，而残存的印第安族群，则很快转变成了“马背上的民族”。

在旧世界的马匹传入之后，印第安人开始迅速利用马匹发展起来，并从农业民族，逐渐转型成为游牧民族。

当时，从北美的加拿大艾伯格地区到南美的巴塔格里亚高原，这些草原地区草地粗硬不适合农耕，而生活在这里的野牛等动物体型庞大、速度又快，缺乏驯兽辅助的人类根本无法驾驭控制，在旧世界的马匹传入美洲后，幸存的印第安人很快发现了马的价值，于是，驾驭着骏马、追逐射杀美洲野牛等大型猎物，这种唾手可得的游牧生活，远比艰辛的农耕生活来得容易，大量的印第安部落随后开始转型游牧。

当时，生活在南美洲大草原上的印第安人从农耕民族逐渐转型为游牧部落，由于从小长期生活在马背上，他们的腿型甚至都开始变弯、变得笨拙。有一段描述18世纪的印第安人的文字这样写道：

“下了马背用起自己双腿的（印第安）科曼奇人，犹如鱼儿离开了水，几乎就像下到地面没有树枝可以攀爬的猴子一样笨拙。可是只要他的手一放到自己那匹马身上，连脸孔都变俊了，然后就只见他优雅地如风疾去，完全变了个人。”

在马的辅助后，印第安人开始射杀美洲野牛用于食用和皮毛贸易，在历时数百年的射杀后，美洲野牛则在生物大交换的背景下，数量从高峰时期的6000多万多头，锐减至1903年，当时北美境内仅仅残存23头。

有鉴于美洲野牛的濒临灭绝，美国从1905年开始立法保护野牛种群，尽管美洲野牛种群有所恢复，但印第安人却在生物大交换的背景下，从美洲的主力人群，变成了边缘族群。

▲1920年，画家乔治·卡特林描绘一个骑马的印第安正在追杀野牛

与此相对，生物大交换也对旧世界的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在爱尔兰，由于来自美洲的马铃薯耐寒耐旱，这就使得气候环境阴冷的爱尔兰开始广泛种植马铃薯，正如在中国发生的一样，高产的马铃薯使得爱尔兰在食物革命的背景下，人口从1754年的320万，暴涨到了1845年的820万，这还不包括在1846年前就已迁移到北美等地的的175万人。

由于马铃薯在爱尔兰人餐桌上的地位，以致爱尔兰人长期流传一句谚语：“世界上人们只有两件事情不能儿戏，一件是婚姻，另一件是马铃薯。”

但农作物结构单一的爱尔兰，有着巨大的隐患。

由于爱尔兰的马铃薯都是从美洲传入的几串马铃薯的后代，这些基因单一的马铃薯属于出芽生殖，除非基因突变，否则新马铃薯只是亲本的基因等价物，由于所有马铃薯几乎都是彼此的副本，因此对一个马铃薯造成威胁的病害会危及所有马铃薯。

在这种基因单一、生物缺陷严重的背景下，1845年至1850年，一场在后来被查验为“致病疫霉”的真菌感染了几乎整个爱尔兰的马铃薯农田，使得爱尔兰出现了一场持续达五年之久的大饥荒，在这场大饥荒的席卷下，爱尔兰当时820万人口中，有超过100万人、也就是1/8的爱尔兰人死于饥荒和疾病，另外则有200多万人为了生存漂洋过海移民到了美国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等地，从而使得爱尔兰人成为了“最全球化”的民族，而在今天美国人的构成中，有近5000万人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，这也使得美国的爱尔兰裔成为美国仅次于德国裔的第二大族群。

由于爱尔兰的宗主国英格兰对于爱尔兰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，甚至禁止外界救助爱尔兰，这也使得爱尔兰人心怀怨恨，民族独立运动不断涌现，此后到了1921年，爱尔兰南部26个 郡宣布成立爱尔兰自由邦，到了1937年，爱尔兰宣布建立共和国正式独立，而独立运动始终持续不断的北爱尔兰6个郡，至今仍然是英国的心腹之痛。

▲19世纪三幅描绘爱尔兰大饥荒和饥民被迫漂洋过海移民的图画。

而回顾人类史上的生物大交换历史，人类从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时，族群仅有几千人的规模，繁衍至今天全球拥有75亿人口，这一种群变迁的历史，处处都有着生物大交换的影子，在人类全球化前所未有的今天，从2003年的SARS到2020年开始全球大爆发的新冠病毒，人类的生物大交换历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，且深度和广度远超从前，这种交换，甚至突破了以往的人与人、族群与族群的交换，改而深入到了人类与自然，人类与动物的生物交换，并深刻影响到了全球现在乃至以后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格局。
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万物互联，我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唯一。